“愁苦之词易工,欢娱之词难工”什么意思这句话出自何处,为什么文学创作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05/12 12: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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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苦之词易工,欢娱之词难工”什么意思
这句话出自何处,为什么文学创作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愁苦之词易工,欢娱之词难工”什么意思这句话出自何处,为什么文学创作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应该“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音易好”
  出处:
  唐代韩愈《荆潭唱和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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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guiyang.gov.cn/zhuanti/2004-12/06/content_3344538.htm
  “诗穷而后工”,是我国古代诗歌理论中一个非常传统的观点.从发端于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申述他受宫刑的奇耻大辱后,决心“发愤著书”起,到唐代韩愈倡导“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音易好”(《荆潭唱和诗序》)之说,宋代欧阳修更进一步发挥到极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盖愈穷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这些立论揭示出我国封建社会的一条诗歌创作规律,即:作者愈接近底层民众,愈能反映民众的呼声;作者自身遭受的苦难愈大,义愤愈深,那么,在作品里对现实的抨击愈深刻锐利.
  及至南宋陆游在《澹斋居士序》中亦颇有同感:“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而为诗.不然,无诗矣.”此说恰与西方“愤怒出诗人”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试看陆游一生,忧愁国事,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但屡遭排挤,打击,于是他郁积的满腔悲愤发而为诗,动人心魄.其情其志浓缩在他临终前所作的《示儿》诗中:“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无不拨动后世读者爱国的心弦.
  诚然,古今中外,许多诗篇固然由于诗人先有穷愁经历而后才工者,可是,当人们的精神风貌处于积极向上或正在热烈地追求某一理想事物之时,眼前的壮丽景色和美好事物也会激发起诗人的诸般浮想联翩,创作出表达欢愉情怀得以流传千古的好诗来.这样的实例俯拾即是.曹操在北征乌桓东临碣石时,远望浩渺大海,顿生满怀豪情,挥写下著名的《观沧海》;杜甫2 5岁时游历山东,遥看巍峨的泰山,写下他现存诗作中第一首诗《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气魄的雄伟,语言的警拔,已足够惊人了:王安石早年登上杭州灵隐山的飞来峰,高瞻远瞩,引吭高歌,唱出“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登飞来峰》)这么振奋人心,曲调昂扬,情理交融的景物诗.凡此种种,无不佐证着一个常理:一个诗人无论喜、怒、哀、乐,都可以由于客观事物对诗人心灵的震撼,触发出创作冲动,同样写出传世名篇.宋代洪迈“登临自有江山助,岂是胸中不得平”(《次韵蔡瞻明登巾山》)两句诗,却好验证了前述韩愈“欢愉之辞难工”这个传统诗论的破绽与片面性,指出了并非诗人只有胸中时时郁塞不平之气,才能创作出好诗.这是很有独到的见解的.
  事实上,沉沦于社会底层生活受尽苦难的民众是每个时代的多数者,但并非每个小民都能够成为诗人的.因为,这还得靠个人高尚的人品、渊博的学识和作诗的才气,即有与民同甘共苦的品格,认识现实,反映生活,锤炼词藻,驾驭艺术手段的能力和对生活的感悟力.这里既有客观的条件,更需有主观的兴趣.杜甫主张“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应该“转益多师”,向多方面学习,广泛获得教益,若仅靠个人穷愁潦倒的生活是远不能成为伟大诗人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具有重祖宗,尊传统,以古为尚,递相祖述的个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极大的盲从性,把名人的片言只语奉为至宝,以至于20世纪有“一句顶一万句”的迷信狂遍及神州.就韩愈这位因为两度被贬谪受尽磨难后而提出“欢愉之词难工,穷苦之音易好”之说来看,有其切肤之感,然而,他未免将“欢愉”与“穷苦”两者过于绝对化了,不符合诗歌创作实际状态.事实上,世界异彩纷呈,“人心感于境遇,而哀乐情动,诗意以生”(吴乔《围炉诗话》),与鲁迅“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看法吻合.
  人作为社会一分子,在广泛的人际交往关系中,既有哀愁,当然亦有欢快之时,要不然,一定会很快愁死无疑.翻开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反映男女爱情生活的诗篇颇多,占了很大比重,感情诚挚、热烈、纯朴、健康.例如首篇《关雎》,写一个男子思慕一位在河边采摘荇菜的美丽姑娘,并设法追求她,弹起琴瑟表达爱慕之意,奏起鼓瑟使她快乐.因此,成为爱情诗经典之作.又如《风雨》里写一个女子正在思念她的情人而情人真的回来了的喜悦之情.《静女》则写一对情人在城隅幽会的欢乐.尤其是受历代推崇的战争题材诗《东山》,以征战胜利回乡士兵独特身份,用第一人称写出归途中对家乡荒芜田园的思念和将与妻子重逢的喜悦之情.再看南朝民歌《江南》(“江南可采莲”),是江南民间采莲时姑娘们集体所唱的歌谣,表达收获时的愉悦.
  此外,唐代贺知章《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写诗人年轻时背井离乡,归隐绍兴镜湖畔,已80多岁了,只是乡音无改,儿童们见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才领悟出自己是皤然一老翁了.诗意也就在人生变迁的戏剧性对比中升华为永恒性,琅琅上口,成为人人爱诵读的佳作.还有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语言自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在诗史上写欢愉之情,最为出众的当属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当时杜甫在战乱中,客居四川剑门关南的梓州,“安史之乱”已延续七八年之久,杜甫渴盼战乱早日平息,好能返回故乡洛阳安居.此诗即写意外获悉战乱平息佳音的刹那间狂喜情态和心理活动.前四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通过“忽传”、“初闻”、“却看”(回头看)、“漫卷”,传达出喜极欲狂情貌.后四句“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写佳音传来,有望国泰民安,赶快饮酒开怀,有明媚的春光作伴,可打点行装上路,回归故乡洛阳去.后人对此诗评价甚高,说是善写愁诗的杜甫生平第一首欢愉诗:“说喜者云喜跃,此诗无一字非喜,无一字不跃.甚喜在‘还乡’,而最妙在秉笔直写还乡之路,他人决不敢道.”(王嗣爽《杜臆》)无怪乎当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举国欢庆之时,许多诗歌爱好者翻出《唐诗三百首》,将杜甫的这首同样写战争结束的诗篇加以品评,诵读,以表白心中无限的欣慰.
  至于现代新诗里,亦不乏写欢愉之作.如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1920年作于伦敦,1923年发表于北京《晨报》,当时标题叫《情歌》.全诗围绕一个“想”字,不直说想她,却用反问句“如何不想她”.感情缠绵,真挚坦率,风格清新明快,雅而不俗,后由赵元任谱曲传唱至今.还有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诗人1920年在康桥住过,1925年和1928年先后两次重游康桥,此诗作于1928年.诗人用单纯的外部结构表现单纯的情致,那就是他对母校的欣赏爱慕,是悄悄的、轻轻的、静静的,加上开头和结尾同样的句法对称,反复强调悄悄地来,悄悄地去,使全诗韵律柔和、自然、幽雅,达到诗境圆熟的地步,回味无穷.
  考察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顶峰唐代诗歌繁荣状态,约略可知诗歌理论的力量何其渺小.清代《全唐诗》收录唐诗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诗人二千二百多位,有帝王、将相、朝士、布衣、妇人、童子、僧尼甚至行乞者等各色人物.这些诗歌,无论是体制的完备,技巧的成熟,内容的丰富,题材的多样,意境的各别,韵律的精严,揭示生活的广度与深度,都是前代和后世无可相比的.那时从事各种职业的诗人们从自我感受出发,抒写内心奥秘,不受什么诗学理论指挥,唯一是尽己才力,自成一家,悲欢离合纳入各自的主题,绝不致有循规蹈矩沿袭说教之弊,故能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形成一个诗的海洋,以至于20世纪鲁迅慨叹:“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徜非能翻出如来佛掌心的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
  著名美学家丹纳有道是:“真正天才的标识,就在于脱出惯例与传统的窠臼,另辟蹊径,显出艺术家的自由.”(《艺术哲学》)今天,在新世纪全面开放的好时光里,不拘一格降人才,诗人们应立足于自身生存空间,精思独悟,有感而发,抛却陈词滥调,运用与自己心灵对应的话语,奉献出反映我们伟大时代风貌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