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东三省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东三省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东三省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东三省
这是一个老人的亲身经历,现摘取一段,从他的叙述中你可以看出事变后东三省的情况.（牢记国耻,发奋图强.）
与伪满政权下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一样,李连举所就读的舒兰国高也是由日本人出任副职.但任何人都明白,侵略者如同隐藏于台下的木偶艺人,掌握着实际操控权.
米村秋义,一位20多岁、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人,出任了舒兰国高的日籍副校长.他戴着一副眼镜,随和、严谨而彬彬有礼.“听说别的学校有过日本人体罚学生的事情,但这里没有.”李连举说,“日本校长看起来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他从来不和我们谈其他事情.”
这位副校长不仅负责管理,还亲自为各个年级上课,主要是教授他的母语——在当时的学校里,日文好坏是衡量学生成绩的最重要的指标.
每天早晨,到操场上出席半个小时的“朝会”是全校400多名师生的必修课.内容千篇一律：升日本及伪满国旗,用日语和满语——实际就是汉语——分别唱日本国歌和伪满“国歌”,然后背诵“康德皇帝”（溥仪）的“诏书”和“国民训”.“日本人是我们的祖先,现在日本则是我们的亲邦.大日本帝国拯救了满清,还对我们提供持续的帮助,我们要与日本永远亲善,要感恩……”这就是“诏书”向“臣民”们灌输的精神.
“朝会”的另一项内容,就是集体行注目礼.孩子们的目光要向着新京（即长春）的方向遥拜“康德皇帝”,再向着东京方向遥拜日本天皇.
“在枯燥乏味的‘朝会’上,我们冬天冻坏手脚夏天被烈日晒昏的事情时有发生.”李连举说,“所有人都对它深恶痛绝,但也只能默默忍受.”
60多年前的日记本承载着这些痛苦.其中的记录还有,学校几乎每一周都被安排数次其他类型的“亲日”教育.比如去“协和会”听演讲,比如参拜纪念日本阵亡军人的“忠魂碑”,或者参加日本节日——不仅包括天皇祭日,还包括日本的陆军建军日、海军建军日——的纪念活动.而当时所用的日记本,都因为日本人倡导的“日满协和”而被印上了“协和日记”的封面.
伪满时期,日本军国主义为了维持殖民统治,对东北人民除了进行残酷的军事镇压外,还利用“满洲协和会”进行思想统治和精神奴役.
“协和会”的前身是日本关东军中一些狂热侵华分子于1932年4月组建的“满洲协和党”,同年7月25日,在“协和党”的基础上成立了“满洲协和会”,溥仪为名誉总裁,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为名誉顾问.“协和会”在新京设中央本部,在沈阳设中央事务局,还在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设地方事务局.该会章程规定,凡“满洲国”居民,年满20岁的男子均为会员,妇女均为“妇女会”会员,15岁至20岁的青年均为附属的“青年团”团员,10岁至15岁的少年均为“少年团”团员.“协和会”惟一的目的就是“遵守建国精神,实行王道主义”,也就是为日本军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服务.
在舒兰小城,机关、企业的工作人员每个月也至少要被安排一次参拜“神社”的活动.除了对于“日满友谊”及“伟大日本民族”的无限赞美,严密的消息封锁让人们很难了解发生在东北之外的血腥与灾难.
麻木的亡国奴与反日潜流
国高有时会组织孩子们到临近的五常县慰问日本守备队.除了全体向日本兵敬礼,校长还要代表学校讲话,感谢日本军队对“满洲国”的“庇护”.
“必须承认,日本人的奴化教育非常厉害,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在其影响下长大的孩子.那时候头脑里完全没有什么反日的念头.”毕业多年后李连举才渐渐意识到,宫世盛老师当初很热心地鼓励大家记好日记,“保留这段历史”,应该是另有深意的.
李连举回忆说,那时候民间并没有“亡国奴”一类的概念,甚至“中国”都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没有关系.民众只是大体知道,满清复辟了,而且受制于日本人.那些负责“传道、授业、解惑”的先生们对时局有着稍稍清醒的认识,但没有人敢当众表露.
基本属于文盲的父母绝少和李连举谈论时事.这个家庭像多数沦陷区的百姓一样,过着噤若寒蝉的日子.只有偶尔家里来了非常知底的亲友,一种愁苦和哀伤才会被宣泄出来.
当时,并没有侵略军进驻舒兰县城,社会秩序的维持完全交由伪满警署负责,许多人甚至没见过传说中的日本兵.但人们依然恐惧——如果你被征调去为一些“国防工事”当劳工,即使不被累死饿死,也会因为许多工事涉及军事机密而有去无回.
而当少年读到国高后期时,他才感觉到学校里有个别老师和学生悄悄地传播一些不同于“主流教育”的信息和思想.有同学教给他一句顺口溜：“日本话,不用学（当地方言读作xiao,第二声）；日本人,长不了”.尽管这些微弱的声音并不足以完全改变孩子们的思想,但从那时开始,他们对于多年所受的亲日教育产生了一些怀疑.
与怀疑相伴而生的,是对于无处不在的奴性教化的逆反情绪.在李连举的日记中不止一次地记载着他“开小差”的经历.有一次,学校安排慰问邻县的日本守备队,李连举借故上厕所,就悄悄跑回了家.
日本投降时刻,茫然的选择
1944年,李连举在毕业考试中获得第三名.出色的成绩让他获得了一份“好工作”——到县公署做雇员.他的同窗大多都做了教员,在当时看来,这显然不如在政府里供职体面.
老人不愿过多披露对于他在县公署的经历.“这不算真正为伪满和日本人做事,否则我在‘光复’之后不可能加入共产党.”他一再强调说.
而这一年多的经历让李连举看透了那些伪满官吏的丑恶嘴脸.“当时一种流行的说法叫‘勒脖子’,指的就是那些小官吏对老百姓吃拿卡要.抓劳工的时候,给他们一些好处就可以高抬贵手；把他们打点好了,还可以少交一些‘出荷粮’.”他说.
战争的局势在这一年发生了转折.李连举隐约能感觉到,日本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进程遇到了大麻烦.由于前线伤亡惨重,一些原本在县里工作的日本职员作为“在乡军”（相当于预备役）被征调到战场.与李连举同在一个股工作的金泽在这一年的10月被征调,当时这个日本人哭得非常伤心,他说自己可能“回不来了”.
1945年则有更多的劳工被派往前方修建“国防工事”,物资的紧缺带来了从未有过的艰难生活,老百姓私下里议论着：据说日本人快完蛋了.
8月,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康德皇帝”也逃离了新京.舒兰县公署突然陷入瘫痪之中.“光复”的喜悦在人群中间迅速传递着,不过如同失去了工作的李连举一样,县城里的人们一时也看不清自己的未来.
此时在街道上出现的,有时是苏联红军,有时是八路军,有时又是国民党的军队.日本人投降后的最初一段日子,国共两党都在努力争取对舒兰的控制.很快八路军干部找到李连举,表示欢迎这个受过国高教育并有政府工作经历的青年加入到“革命”中.
“对于革命的真正含义,我是在后来才逐渐了解的,当时的选择则带着太多懵懂的成分.”李连举说,“我的同学中,有的加入了共产党的组织,有的投身国民党,差不多是在几天之中,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另一件事情也让李连举感到庆幸,战争“及时”结束了.假如东北沦陷史再拉长一两年,当他在县公署正式就职,那么人生的轨迹必然会带着历史污点